【1951年初冬·北京】 “张校长，主席请您到中南海叙旧。”卫士推门而入。张干抬头，眼眶泛红，胸口却像塞进了石头——他曾把眼前这位共和国缔造者赶出校门，如今竟受其相邀。这一进门，尘封三十多年的旧账堆财网，会不会当场翻开？他心里没底。
火车从长沙驶向北平的两昼夜里，车厢摇晃得如同往事。张干靠窗，手里攥着一页又一页泛黄的信稿：一句致歉，一句感谢，改了又改，墨迹叠压得发乌。同行的老友周世钊劝他：“润之比你想象的宽阔，带着轻松的心吧。”张干苦笑，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像在应付，也像给自己壮胆。
时间拨回到1914年，湖南一师迎来这位年轻校长。张干三十出头，瘦削硬朗，眉梢总带一股“非礼勿言”的冷峻。他上任第一条规矩：课堂之外不准闹事，谁闹就记过。学生们窃窃私语，觉得新校长比刻板教科书还乏味。次年，省议会硬性摊派十元学杂费，贫寒子弟怨声四起。张干内心同样叫苦：上头卡死经费，他已卖掉自家古书典籍，才维持伙食供应，可学生并不买账。
于是那场声势浩大的“驱张”爆发。毛泽东执笔《驱张宣言》，四千余字针锋相对，句句见血。张干拿到宣言堆财网，脸色青紫：“开除闹事者！”话音一落，教师杨昌济、徐特立等人当面挡驾，表示若开除学生，教师集体罢课。张干被迫让步，只给毛泽东记大过。但浪潮难止，数百名学生冲进办公楼，高喊“张干下台”。一个月后，他卷起铺盖走出校园。
外界把他骂作“反动爪牙”。只有少数人才知，他之前连夜跑省都督府要拨款，被拒绝后回校仍要装出“不为所动”的脸色。张干不善言辞，不懂妥协，最终成了众矢之的。也正是那段时间，他第一次深刻认识到什么叫“民意不可违”。
抗战胜利后，张干已在乡间教书。1945年8月，他读到重庆和谈消息，心急如焚，连夜起草电报劝毛泽东赴渝。“幸勿固执”四字写得直白，旁人劝删，他坚持——还是那股倔劲。电报发出后，他越想越不安：会不会又把学生得罪？字句里的上下尊卑，他早年讲究的“礼”此刻像钉子扎心。
1949年后堆财网，新中国百废待兴，张干却日子清苦。家里十几口，靠他微薄薪水度日。有人提议向毛主席求援，他摆手：“旧账未清，哪能开口？”这种执拗，使他在物质上捉襟见肘，却让晚辈既心疼又钦佩。
1950年国庆前夕，周世钊到长沙探望。临别前一句“润之让我带话”让张干沉默。那晚他辗转反侧到天亮，最终只托周一句“望主席保重身体”。第二年接到北上请柬，他不再推辞。火车抵京，冬风削面，他挺直腰杆，像三十多年前立在讲台。
毛泽东迎上来，先敬了一个军礼：“张校长！”声音洪亮。张干鼻子一酸，忙回一句：“润之。”两个人相视而笑，却都红了眼眶。几杯热茶下肚，彼此揭开疙瘩。张干低声道：“我那时太刚，误解了你们。”毛泽东摆手：“我当年也虎，不懂校长苦心，多读半年书是好事。”
席间毛泽东叫来孩子：“这是我的老师，你们要记住。”这种朴素的尊师之念，让张干心里暖得发烫。临别，主席让人送来鹿茸精和一笔稿费，说是“补偿老师营养”。张干一推再推，最后收下，叹道：“谁能料到，昔日记过的学生，如今给我送药。”
1963年春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奉命带着两千元新币上门。张干连连摆手：“我已接受太多。”张平化笑：“主席吩咐，不收就是不给他面子。”倔老头只好将钱塞进抽屉，回身又拿出几册旧书，硬塞给来客：“替我带给主席，他爱这一口。”
1967年元旦后，张干病体日渐沉重。1月2日清晨，他唤儿子到床前，断断续续吩咐：“替我……给毛主席写封信……谢他的照顾……说我没能再见他，是遗憾。”话落，气息微弱。手背上的青筋慢慢松开。儿子握着那双枯瘦的手，点头哽咽：“爹，孩儿记下了。”
信写好后，贴着红色“急”字的信封很快抵达中南海。卫生员说主席读完沉默良久，只嘱咐：“替我向张校长家人致意，安排好后事。”没有更多话，却意味深长。世事倥偬，师生情却在那一刻定格。
张干走时八十三岁，一生清寒，却留下厚重的教育情怀与骨气。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谈话中说：“当年张干不肯破例，他是为护学校。我现在理解他，也感激他。”短短一句，给了老校长最朴素的评价。二人从碰撞到体谅，相隔半个世纪，许多观念潮涨潮落，最终沉淀为相互尊重——历史的锋芒或可割裂时空，但真诚总能跨越裂痕，再度相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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