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主席蚂蚁策略，若把岁月翻到最暗的一页，您会指哪一年？”—1960年5月的一个午后，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里，斯诺递上一杯淡茶，语气轻而真切。
窗外梧桐微动。毛泽东略抬头，望向院中新绿，沉默片刻才放下书卷：“一九三五年，长征中途。”语声平缓，却像石子投入静湖，引出尘封往事。
那一年夏末，中央红军穿草地已是遍体鳞伤。雨季的若尔盖天空阴得很低，泥潭像无底口袋，野草高过膝，饥饿和疟疾轮番上阵。可真正让人心惊的，并非恶劣天气，而是前方路线的撕裂。
彼时红一、四方面军在川西北集结，本应合流向北。张国焘却坚持南下，认为天全、芦山能再造根据地；中央主张北上陕甘，远离重兵封锁。两条岔路，一头绑着整个红军的生死。
九月初，巴西河边的班佑寺灯火微弱。寺外藏胞说这里叫“巴尔吉”，意为“荣华快乐”，可帐篷里的夜谈却漫着危机。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连夜草拟电文，强调“北上是唯一出路”，电报刚发完，左路军又来信：暂停前进，准备南下。
双方周旋几日无果。九月十日凌晨，马蹄声、犬吠声交织在寺外草坡。叶剑英带着二局地图悄然离去，掩护中央纵队打着“筹粮”的旗号抽身北上。彭德怀负责断后，枪口始终朝外，免得兄弟部队擦枪走火。
徐向前被惊醒时蚂蚁策略，指挥部已乱作一团。有人急问“要不要追”，他重重一句“红军不打红军”，按下扳机，也按住了可能爆开的内战。不得不说，这一念之仁救了数千条命。
然而追兵还是来了。巴西以北的小村庄，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骑兵追上中央队伍。刹那间枪栓齐上膛，空气像结了冰。毛泽东却先伸手作揖：“李特同志，进庙里喝口热茶再谈。”两人并肩坐在粗木凳上，主席低声解释北上之因，言辞诚恳，甚至把《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》亲手递给对方。李特沉吟良久，收兵回转。枪声没有响起，危机就此拆解。
越过包座河那一夜，月色惨白。河水猛涨，冰冷刺骨。毛泽东第一个蹚进水里，警卫员拽着他的衣角。对岸一块青石上，他挤出笑，“还有吃的吗？”没人回答。他抖了抖衣袖，接着赶路。六盘山的风像刀，腊子口的绝壁只容一人侧身，队伍却越走越稳。十月，吴起镇旌旗初展，陕北这块黄土终于成了落脚的家。
斯诺静静听完，没有插话。他记得三年前自己沿着同一条路线重访草地的艰难，也知道毛泽东在那段记忆里夹杂了太多亡命、忧惧、甚至同僚间的拉锯。多年后，叶剑英谈起那晚依然摇头：“诸葛生慎，吕端大事不糊涂”，一句看似调侃的话，实为生死关头的最好注脚。
时间再推二十五年，1976年春，曾当过毛主席警卫员的陈昌奉重返班佑寺。残垣断壁，青草漫阶，他指着二楼西侧房间说：“政治局常委的会就在这儿。”风吹碎窗纸，木梁呜呜作响，好像仍在诉说那场午夜会议的焦灼。
若尔盖草原如今有了公路，游客能在半小时内穿越当年红军七天才走完的沼泽。可当地老人告诉我，每逢雨季，草根仍会浮起黑水，提醒后人这片土地曾经吞噬过多少年轻脚印。
有人问，决定北上的是高超战略还是背水一战的赌注？我更愿意说，那是一种对未来的顽强相信。粮袋空了、鞋底掉了，可只要心里认定“陕甘必有根据地”，队伍就能硬生生把不可能走成事实。
回到1960年的菊香书屋，夕阳打在木格窗栏上，一层金黄。毛泽东端起已经凉透的茶，轻轻抿了一口，自嘲般地笑了笑：“挺过那一关，后面再苦，也看得见亮。”
这句话很短，却足以说明为何他把1935年那段混沌称作“最黑暗的时刻”。因为黑暗并不仅是环境，更多是内部是否团结、方向是否清晰。一旦方向丢失，星火也会熄灭；方向一旦坚定，最深的夜也只是夜。
如今的班佑寺早已修葺，墙角还留着当年子弹划过的斑驳痕迹。导游常说，游客见缝插针地拍照，却很少有人注意佛堂门楣上那行小字：“巴尔吉——荣华快乐”。八十多年前，数千名衣衫褴褛的红军从这里出发去找“荣华快乐”，他们找到的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光明。
毛主席把那一年称为至暗，却也在同一时间点燃了革命最亮的火芯。那个下午，他没有再说更多。斯诺合上笔记本，站起身致意。夜色缓缓罩下，老友二人背影在走廊尽头拉长，仿佛再现草地尽头那条曲折却通向未来的路。
金御优配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沪深京指数
热点资讯
